能动司法引领，共绘多元解纷新“枫”景
——人民法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推动调解工作融入诉源治理大局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
依靠群众智慧力量，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人民调解这道“防线”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成讼之前，为人民法院抓实“公正与效率”提供了有力支持。
调的是矛盾纠纷，解的是民意民心。2022年，全国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494万件（含人民法院委派委托人民调解成功675万件）。全国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扎实履行指导人民调解法定职责，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和调解组织的协调配合，推动调解工作扎实有效开展，推动诉源治理取得良好成效。
深入基层，创新机制——
主动延伸司法服务，着力推动诉源治理落地见效
扫描“浙江解纷码”，就进入了浙江省矛盾纠纷化解的线上第一道入口。纠纷产生后首先推送到平台，由社会调解力量先行化解，调解成功的促成即时履行，也可以依法申请司法确认，调解不成的传至法院立案。
在这个平台上，法官不仅仅是法官，还是“调解指导员”“社会综治员”“矛盾消防员”……
目前，这枚小小的二维码访问量已达1599.56万人次，提供智能咨询92.5万次，调解案件327.59万件，调解成功率51.04%，将大量矛盾纠纷化解在前端。
这只是全国法院主动融入综治格局、建立分流化解路径、积极配合相关职能部门联调联动的生动缩影。
2018年至今，全国法院累计在线调解纠纷5011.6万件；今年上半年，平均每个工作日有6.5万件纠纷在线调解，每分钟有85件纠纷成功调解在诉前。
法院，不仅是案件的审理者，也是延伸审判职能，做实调解指导职责，成为源头治理和多元解纷方案的提供者。面对“不能成为‘诉讼大国’”的时代命题，人民法院给出了“加强诉源治理”的解题思路。
要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必须推动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前端化解、关口把控。
近年来，各级人民法院以新时代能动司法理念为指引，在贯彻“调防结合、以防为主”方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诉源治理，深化诉调对接，提升调解质效，促进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就地实质化解——
“不增编、不建房，一根网线一块屏”。浙江法院大力推进“共享法庭”建设，以实体化场所为支点，以数字化平台为依托，将司法触角延伸到镇街、村社等社会治理的最末端，把指导调解、化解纠纷、线上诉讼、普法宣传等司法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将矛盾纠纷预防在苗头、化解在镇街。
内蒙古法院将协商、评估、调解、诉讼等解纷方式有效对接，将委派调解、司法确认、立案、速裁快审等流程贯通起来，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人民调解员、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律师纳入特邀调解名册，形成纵横联动、开放融合、集约高效的纠纷解决网络。
重庆法院为全市1093个乡镇、街道、园区、重点企业等选配联系法官，通过定期向街镇党委政府和园区管委会推送当地案件情况，依法参与重大案件、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调处，对村社“两委”、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指导，对企业经营进行法律风险提示等，拉近与群众的距离，厚植司法根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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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诉调对接的“调”继续往前延伸？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区、进网格，是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创新举措。
黑龙江省绥北人民法院辖区覆盖哈尔滨垦区、绥化垦区、北安垦区的35个大型国有农牧场，分布在黑龙江省6个地级市、27个市区县辖区。如何在点多、线长、面广的辖区积极参与垦区诉源治理，让矛盾纠纷从源头预防、在前端化解？
绥北人民法院在绥化市北林区院机关、哈尔滨市香坊区青年法庭、黑河市北安法庭设立3个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在另外11个人民法庭设立矛盾纠纷调处站，在辖区没有法庭的24个农牧场设立矛盾纠纷调处室，实现“中心、站、室”三级纵向联动，助力人民法院解纷力量进到农场最基层。同时吸收各种解纷元素，在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为公安局、检察院、信访办、农牧场等部门设立窗口，积极构建符合垦区特点的矛盾纠纷调处网格。
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创新发展调解平台“三进”工作法，各乡镇（街道）积极参与设立诉源治理工作站，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将调解室搬进各村（社区），并派出法官与专职调解员入驻工作站、调解室及物业、道交、医疗、食药品等专业性矛调中心，选派干警担任微网格长，形成“市—镇—村—支—微”五级调解体系，实现浏阳民事收案连续三年下降。
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灵山人民法庭进一步将解纷关口前移，依托“乡村法治服务中心灵山工作站”，引入诉讼服务“远程柜台”，采取创新的“智能化本地终端+远程诉讼服务人员全流程在线”的模式，当纠纷发生时第一时间向当事人所在的村人民调解员精准线上推送调解，调解成功后需要司法确认的，直接推送给法庭的包点法官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实现纠纷解决的智能化、一体化。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积极探索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依托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的“三调联动”多元化解工作机制，会同司法行政机关积极推动人民调解与法院、综治、公安、信访、民政、国土、劳动、建设等矛盾纠纷较集中的主管部门的衔接，引入援调联动、诉调衔接和访调对接，探索制定“公证+调解”“调解+仲裁”“调解+司法”“调解+行政复议”等组团式化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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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2022年，纳入全国法院特邀调解队伍的人民调解员调解成功案件675万件，人均年调解成功案件82.2件。
拓展领域，服务大局——
强化专业领域调解指导，不断拓展诉源治理“朋友圈”
推动调解工作发展，关键在人。
一方面要落实调解工作培训指导职责，提升调解员素能；另一方面要推动解决调解人员数量短缺、结构单一等问题。调解工作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广泛凝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力量资源。
发挥律师、民办非企业等调解组织的作用，能否通过市场化机制实现？
2021年7月，经最高人民法院同意，杭州成为全国法院市场化解纷机制试点城市。试点以来，在杭州市委领导下，各部门紧密协同，依据《杭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试点工作方案，以有偿调解方式，充分激发律师、民办非企业调解组织等专业法治力量参与诉源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买卖合同、金融借款、知识产权……这些涉案金额较大、专业程度较高的案件能否交给专业的调解组织？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杭州市司法局、市贸促会联合出台规范文件，配套细化23项机制，对市场化案件来源、优化分流规则、专业解纷组织的培育和行为准则等重点方面予以规范。
目前，杭州市律师协会成立全国首家以律师为主体的专业调解组织“杭州律谐调解中心”，招募36名执业三年以上的律师担任专职调解员；全市60家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指派1100余名律师担任兼职调解员；全市15家以调解为业务的民办非企业组织，聘任500余名专职调解员，三类调解主体积极对接全市市场化解纷工作点位，打造主体多元、充分竞争、有益互补的市场化调解格局。试点以来，成功化解纠纷4.68万件，调解成功率达到40.55%，解纷平均用时22天，为当事人节省纠纷解决成本1.5亿元。
专业纠纷专业调，行业纠纷行业解。
近年来，人民法院以民间纠纷等传统领域矛盾纠纷为重点，回应经济社会专业化、行业化发展和新兴业态发展需求，切实加强劳动争议、金融、知识产权、建工、新兴业态、互联网等行业专业领域调解指导工作，推动矛盾纠纷化解在小、化解在前。
医疗纠纷情况复杂、专业性较强，如何维护各方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四川省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推进医疗纠纷诉源治理，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各方参与、专业调解、司法保障的预防化解医疗纠纷的“保调赔防诉”新机制，患方及家属只需进一扇门（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找一个人（专业调解员），就能快速一站完成纠纷调解、责任鉴定、保险赔付、司法确认或诉讼等全程。机制运行以来，实现了“促进社会和谐党委政府满意、快速化解纠纷医疗机构满意、赔款及时到位患方满意、项目持续盈利保险公司满意、诉讼案件减少人民法院满意”的双赢多赢共赢。
各金融机构标准不同，金融秩序如何规范？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法院全面提升法院与银保监机构对接渠道，与盘龙区银行保险业人民调解委员会、云南省银行业协会、云南省保险行业协会共同成立“金融纠纷矛盾调处中心”，加强各专业解纷力量沟通联系，指导辖区金融机构制定统一的纠纷调解流程及办理尺度，推动形成“法院定标准、业内先调解、机构相衔接”的金融纠纷调处工作格局。
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法律关系复杂、化解难度大，如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双赢？
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法院环城人民法庭集中处理涉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构建“专业调解队伍+律师兼职调解队伍+行协学会”协作调解模式，在调解过程中，引入专业法官、吉林省保险协会、长春市法学会保险法研究会和公益律师提供网上咨询和远程指导服务，实现线上面对面连接对话，一体协同开展调解工作。试点运行以来，公主岭市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调解成功率同比提高近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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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分散在省、市、县、乡各个层级的调解资源集约起来，更好发挥作用？
据介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与中央台办、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全国工商联、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退役军人事务部、人民银行、原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小企业协会等13家单位建立“总对总”机制，推动了劳资、金融、住房、城建、知识产权、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源头治理和多元化解工作，为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退役军人以及侨胞、台胞等权益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记者了解到，截至2023年8月底，“总对总”合作单位共有30913家专业行业调解组织以及67545名调解员参与诉前调解工作，诉前调解纠纷255.07万件，调解成功192.87万件。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还将与中宣部国家版权局、中国残联等建立“总对总”机制。
因地制宜，一体解纷——
创新基层治理特色品牌，实现调解服务“全覆盖”
大榕树下，歌声悠扬。
每逢“三月三”等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在广西宁明明江镇洞廊村村口的大榕树下，都会见到当地人民法庭干警开展山歌普法的身影。
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位于西南边陲，是一个壮族居多、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口岸城市。
涉边疆、少数民族矛盾纠纷往往存在语言沟通障碍、民俗文化差异大等特点，调处化解难度较大。而崇左法院近三年诉前调解涉边疆、少数民族矛盾纠纷成功率达到90%，平均调解时长不超过48小时，这是如何实现的？
边境村落“都老”、“贝侬”、网格员、护边员、边防协管员等熟练掌握壮汉双语，熟知边境风土人情、民风民俗。崇左法院广泛吸纳这些调解力量，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了调解平台对各边境村屯和少数民族村全覆盖。在口岸、边民互市点，法院还引进越南籍人员或者熟悉越南语的客商作为特邀调解员，高效化解边境贸易纠纷。
人民法庭制度起源于土地革命时期，组织体系覆盖整个基层社会，是司法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前沿，在全世界司法制度中独树一帜。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推动建立以人民法庭为重要支点的基层社会法治体系。
近年来，基层法院以及人民法庭立足专业优势，与辖区司法所、派出所、矛调中心等对接联动，加强业务指导，建立分流化解路径，开展风险预警、矛盾排查、就地化解调解、诉调对接等工作，不断提升基层矛盾纠纷化解能力水平，有力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法院未央宫人民法庭主动融入党委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通过聘请社区工作者、小区网格员、楼栋长为特邀调解员，积极嵌入“街道—社区—小区—楼栋”四级治理链条；从人民陪审员中择优选出10名威望高、口碑好、群众工作经验丰富、矛盾纠纷调处能力强的乡贤，组建“乡贤调解团”，参与诉前、诉中、执前全流程的调解工作；聘请高校教授、商会会长、行业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特邀调解员，为调解工作引入外智外脑，提供智库支撑，打造出由社区调解员+乡贤调解团+专家智囊团组建而成的百人调解队伍，让解纷力量更加充沛、多元。
——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喜洲人民法庭坚持把司法实践与民族文化深度融合，在关注民族习惯、尊重民族风俗的基础上，寻找民族习惯与法律规定的契合点，探索地域化、民族化纠纷化解新路径，打造了“金花调解”“大厘堂屋”“博士调解”等一批民族特色调解和品牌调解，实践中又以“金花调解”为载体，创设了诉前委派调解、乡绅乡贤调解、网格人民调解等协同发力的“金花+N”多元解纷模式，形成了理念接轨、环境融合、效果凸显的一整套纠纷化解体系，诉源治理取得实效，解纷效果明显提升。
——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法院石浦人民法庭主动融入渔区地域特色，由5名法官实行分区包干对口联系指导，吸收渔业养殖、海洋捕捞等专业知识人员，以及渔政、市场监管等职能部门人员构建“海洋调解专家库”，并邀请当地有威望、接地气的“船老大”“海上老娘舅”加入特邀调解团常驻调解，为基层解纷提供专业便捷的调解指导。在偏远海岛设立“海岛调解工作站”，指派1名资深法官驻点值班，帮助渔民解答生产作业中遇到的法律问题，进一步规范渔民生产活动，有效预防潜在纠纷发生。
——甘肃省山丹县人民法院创设“寒旱薯草法庭”，在辖区8个乡镇及山丹马场5个场部设立“农业法律门诊”，邀请村主任、法务干部作为“门诊联络人”，出现纠纷及时进行“问诊”或“会诊”。法庭融合辖区乡镇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村委会等部门，建立“1+N涉农纠纷调处联席会”，联动化解土地纠纷13件，现场开展普法宣传，引导农户规范土地经营与流转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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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优化人民法庭布局，全面激活司法服务“神经末梢”，主动融入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群众的需求在哪里，人民法院的司法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新征程上，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新时代能动司法推动诉源治理工作走深走实，为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贡献法治力量。
